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战后阿根廷为何收纳纳粹战犯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阿根廷到底为什么要这些人？答案可能会让您大吃一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自法国、克罗地亚、比利时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数千名纳粹分子和战时合作者正在寻找新家：最好远离纽伦堡审判。阿根廷欢迎了数百甚至数千人：胡安·多明戈·庇隆政权竭尽全力将他们送到那里，派遣代理人前往欧洲为他们的通行提供便利，提供旅行证件，并在许多情况下支付费用。
即使是那些被指控犯有最令人发指的罪行的人，例如安特·帕韦利奇（他的克罗地亚政权杀害了数十万塞族人、犹太人和罗姆人）、约瑟夫·门格勒博士（他的残酷实验是噩梦）和阿道夫·艾希曼（阿道夫·希特勒的大屠杀的建筑师）受到张开双臂的欢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与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阿根廷显然支持轴心国。这并不奇怪，因为大多数阿根廷人是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或德国人后裔。
纳粹德国培养了这种同情心，承诺在战后做出重要的贸易让步。阿根廷到处都是纳粹间谍，阿根廷军官和外交官在轴心国欧洲担任要职。庇隆政府是纳粹德国法西斯服饰的忠实拥护者：漂亮的制服、游行、集会和恶毒的反犹太主义。
许多有影响力的阿根廷人，包括富有的商人和政府成员，都公开支持轴心国的事业，尤其是庇隆本人，他曾在 1930 年代后期担任贝尼托·墨索里尼 ( Benito Mussolini ) 的意大利军队的武官。尽管阿根廷最终会向轴心国宣战（战争结束前一个月），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让阿根廷特工到位以帮助战败的纳粹分子在战后逃脱。
这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在 1945 年的某一天结束，突然间每个人都意识到纳粹是多么可怕。即使在德国战败之后，欧洲仍有许多权势人物支持纳粹事业并继续这样做。
西班牙仍然由法西斯佛朗哥统治，并且一直是轴心国联盟的实际成员；许多纳粹分子会在那里找到安全的临时避难所。瑞士在战争期间保持中立，但许多重要领导人直言不讳地支持德国。这些人在战后保留了他们的职位，并且能够提供帮助。出于贪婪或同情，瑞士银行家帮助前纳粹转移和洗钱。天主教会非常有帮助，因为几位高级教会官员（包括教皇庇护十二世）积极帮助纳粹逃跑。
经济激励
阿根廷接收这些人是有经济动机的。富有的德国人和德国血统的阿根廷商人愿意为逃避纳粹付出代价。纳粹领导人从他们杀害的犹太人身上掠夺了数百万美元，其中一些钱随他们去了阿根廷。一些更聪明的纳粹军官和合作者早在 1943 年就看到了不祥之兆，并开始储存黄金、金钱、贵重物品、绘画等，通常是在瑞士。Ante Pavelic 和他的亲密顾问团拥有几个装满黄金、珠宝和艺术品的箱子，这些箱子是他们从犹太人和塞尔维亚受害者那里偷来的：这大大简化了他们前往阿根廷的通道。他们甚至付钱给英国军官让他们通过盟军防线。
到 1945 年，随着盟军扫荡轴心国的最后残余，很明显下一场大冲突将发生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和共产主义的苏联之间。包括庇隆和他的一些顾问在内的一些人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最早将于 1948 年爆发。
在这场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冲
突中，阿根廷等第三方可能会左右平衡。庇隆设想阿根廷将成为战争中至关重要的外交第三方，成为超级大国和新世界秩序的领导者。纳粹战犯和通敌者可能是屠夫，但毫无疑问，他们是狂热的反共分子。庇隆认为这些人会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即将到来的”冲突中派上用场。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冷战的持续，这些纳粹分子最终将被视为嗜血的恐龙。
战后波兰、南斯拉夫和东欧其他地区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这些新国家要求引渡盟军监狱中的许多战犯。他们中的少数人，例如乌斯塔什将军弗拉基米尔克伦，最终被送回、受审并被处决。更多人被允许前往阿根廷，因为盟军不愿意将他们交给他们的新共产主义对手，因为他们的战争审判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被处决。
天主教会也大力游说支持这些人不被遣返。盟军不想亲自审判这些人（在臭名昭著的纽伦堡审判中，只有 22 名被告受审，总共审判了 199 名被告，其中 161 人被定罪，37 人被判处死刑），他们也不想把他们送到要求他们的共产主义国家，所以他们对用船运载他们到阿根廷的绳索视而不见。
阿根廷纳粹的遗产
最后，这些纳粹分子对阿根廷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阿根廷并不是南美洲唯一接受纳粹分子和通敌者的地方，因为许多人最终找到了通往巴西、智利、巴拉圭和该大陆其他地区的道路。1955 年庇隆政府倒台后，许多纳粹分子四散奔逃，他们担心新政府可能会把他们送回欧洲，尽管他们对庇隆及其所有政策怀有敌意。
大多数前往阿根廷的纳粹分子都过着平静的生活，担心如果他们过于直言不讳或过于引人注目会受到影响。1960 年之后尤其如此，当时犹太人种族灭绝计划的策划者阿道夫·艾希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条街道上被一队摩萨德特工劫持，并被迅速带到以色列，在那里他受到审判和处决。其他被通缉的战犯过于谨慎以至于找不到：约瑟夫·门格勒 (Josef Mengele) 几十年来一直是大规模追捕的对象，1979 年在巴西溺水身亡。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此多的二战罪犯的出现让阿根廷感到尴尬。到 1990 年代，这些上了年纪的男人中的大多数都公开地以自己的名字生活。他们中的少数人最终被追踪并送回欧洲接受审判，例如 Josef Schwammberger 和 Franz Stangl。Dinko Sakic 和 Erich Priebke 等其他人接受了不明智的采访，从而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两人都被引渡（分别到克罗地亚和意大利）、审判和定罪。
